工贸行业“百日清零行动”交叉检查组到凉山州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18]无论如何，法律人格总会随着时代变迁丰富其内涵。

[38][美]乔治•J.斯蒂格勒：《法律实施的最佳条件》，周仲飞译，《环球法律评论》1992年第2期，第41页。从微观来看，它往往属于实施主体的裁量范围。

1.诚信适用法律 虽然诚信原则最初起源于私法领域，但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公法的实施对诚信原则甚至有着比私法实施更高的要求。[11]参见姚建宗：《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41-162、209页。李敏华：《我国法律实施绩效研究》，《北方论丛》2012年第4期，第144-148页。上述情形深刻反映了法律过度治理的危害。[94]所谓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直接被害人之犯罪，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诱使被诱惑对象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

从反面来看，法律实施的目标在于预防实施乏效。[37]方世荣教授主张，公法领域的软法实施主要靠三类引导性资源被运用于保障软法的实施。当今时代流行的法定义，认为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第三，平衡论的立场是要在方法论上对行政法进行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观察和思考，是要在局部的、具体的、零碎的行政法现象之间建立理性勾连，而不是沉浸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其建构的对立模式管理论、控权论也是整体化、系统化努力的结果。然而，毫无疑问，平衡论是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行政法理论流派。但是，重新定义的法规范体系结构的平衡，同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摘要】 罗豪才教授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建构、当代中国公法理论乃至法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4)行政法应当综合运用激励、制约和协调机制，激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各自的积极一面，制约其消极一面，同时注意在行政协商、行政契约、合作规制等领域加强各方主体的互动。软法规范与道德规范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为实施方式的不同，还集中体现在规范的功能定位、规范的载体形态、规范的逻辑结构、规范的运作机制等各个方面。

但是，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圆满的回答，以致行政法缺乏‘龙头理论，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表现出脑子里有层出不穷的与时代紧密挂钩的想法，总是表现出持续提出创见又反复深入系统展开理性思维过程，总是表现出虚心接受批评并敢于推翻自己的前见，总是表现出思想的活力、精神的活力，你应该很有可能会忽略他的年龄的。而他不仅留下作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基础的著述，更是如走出柏拉图洞穴的第一人，开启了当代公共治理背景下一个崭新而炫目的法律观、一个法学界不能也不应回避的软法和硬法混合治理命题。其中，较为系统的有新控权论[18]公共利益本位论[19]政府法治论[20]新服务论[21]等。

我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中庸、和谐、平衡思想是一种文化基因，这个基因在罗豪才教授身上体现尤甚，成为他个人品格之重要部分，也是他提出平衡论的一个重要推力。世界范围内，近代以来，国家单中心、单向度、强制性的国家主义管理模式占支配地位，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定义，是与这种模式相匹配的。第二，平衡论的立场非常鲜明，它虽然主张在片面保障政府管理和片面控制政府权力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是左右摇摆或没有根基或没有原则，相反，它高度重视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权益、制约行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强调不能因为这种侧重而完全将行政的积极面和公民的消极面置于视野盲区。[3]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1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27]再之后，他采取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定义：软法，亦即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

例如，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就蕴含着和谐、平衡的思想和智慧，适用于法律领域则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寻求各方的利益平衡。软法 罗豪才教授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行政法学复兴[1]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建构、当代中国公法理论乃至法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国家机关依法创制的诸如纲要、指南、标准、规划、裁量基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3.软法理论是平衡论的延伸吗？ 在本文中，这个问题恐怕是最难回答的。而重新定义的法指向所有体现公共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公共强制或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那么，这样的法规范体系是不是也会把道德、习俗等规范纳入进来呢？软法与这些社会规范的区别问题，罗豪才教授并未充分展开论述。平衡论不仅建立了管理论、控权论两种理想类型，而且完成了对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性质、目标、功能、行政法原则、法律关系结构、法律机制、行政法律责任以及现代行政法所依托的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自洽的回答。仅就行政法学基础理论而言，此时已经问世的理论流派有为人民服务论[6]人民政府论[7]以及控权论。

公共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被归结为公共性、适应性、效能性、法治性、回应性、公平性等，而最显著特征是所有公共关系主体都是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各类公共权力主体，还包括诸如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主体。此后，社会治理比公共治理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国家机关、行业团体的文件中。

[8]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页。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

[10]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罗豪才教授早在1984到1985年期间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就开始思考行政法的本质和作用等基本问题。

平衡论最终超越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成为其中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理论体系最完备、最具影响力的学说。[27] See Luo Haocai Song Gongde, SOFT LAW GOVERNANCE: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William S. Hein Co.，Inc.，Buffalo, New York, 2012. 【期刊名称】《比较法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罗豪才 行政法 平衡论 。而在这部重要法律的制定过程中，行政机关普遍存在抵触心理，并引发围绕该法第1条展开的立法宗旨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还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争论，也就是通俗所称的保权和控权之争。[5]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将1条中的维护两字删除，并不意味着法院只会一味严格监督，而不尊重行政机关。

无论哪种结果，罗豪才、宋功德合著的《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被引450次，高居榜首。本篇纪念文章不可能回顾罗豪才教授的所有著述，不可能评论他的所有思想。

然而，这是与国家管理模式相匹配的国家—控制法范式视野中的法。而在正式提出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我国《行政诉讼法》既监督行政权又保障行政权、既保护诉权又防止滥诉的立法状况等等，都在其深度关切之中。

其中，《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一书，经过翻译，由美国著名的法律出版公司William S. Hein Co.，Inc.于2012年出版。第一，法需要重新定义。

否则，不仅会让软法理论自有的价值不能充分地大放异彩，而且反过来会冲淡平衡论原有的价值，会有让平衡变成什么都装、什么都不是的范畴的危险。软法理论的法律语境是跨越部门法的，因为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都与公共治理网络有关，而软法理论对法定义的反思和修正、对兼具软法和硬法的规范体系结构的设想，并非一个部门法的课题。这些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学和促进行政法理论的科学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尝试着诉诸理性，证明该追求是有根据、有理由的，是符合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和行政法需求的，甚至是与全球范围内当代行政法发展趋势一致的。

因此，在分析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中国家主义法律观的成因、批评其已经落伍于现实需要之后，他主张中国法学要对中国当下的法治实践作出积极回应，……循序渐进地弱化中国法上的国家管理主义情结，推动中国法从管理法向平衡法转变，以顺应从国家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的现实需要。而最终，他超越的不仅是自己。

第二，它为不同于民法、刑法的大量分散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得到行政机关的严格执行，提供了一个常规的监督保障机制。为了凸显其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贡献，我选择了他最具标志性的行政法平衡理论(以下简称平衡论)以及软法理论，作为本文讨论的核心。

[22]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不仅如此，他还以其个人魅力和学术权威，积极支持许多高校成立软法研究机构。